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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直接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谭震林恐怕是为数不多的一位。谭震林出身于一个矿山职员家庭，青少年时期曾当过十多年印刷装订工。投身革命后，他曾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副主任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职务。尽管身居要职，但他始终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一分子，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他身上，体现着一种强烈的平民情结。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能脱离群众”
谭震林一生清廉，两袖清风，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三年闽西游击战争时期，由于恶劣的生活环境，谭震林身患数病，身体十分虚弱，尤其是肺结核经常吐血不止，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绝症。抗战初期，红军医学专家傅连蟑，曾十分忧虑地警告谭震林：“你还不注意，可能活不过40岁。”对此，谭震林付之一笑：“放心，马克思暂时还不会请我。”为了保护干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中共中央从延安发出专门指示，对董必武、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谭震林等26名年龄较大、体弱多病的红军高级干部，给予特殊照顾，每人每月配发1公斤糖、1公斤蛋、1公斤肉等营养品，并明确规定：不能不接受，不能移作他用，否则作“违反中央规定处理”。但是，谭震林按中央规定把营养品买来以后，却拿出来和干部战士一起吃，而不允许自己家属和子女分享。
战争年代谭震林是如此严于律己，而在和平时期他也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1957年春末，正当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带领一个工作组，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乡————湖南攸县，进行民主办社试点工作。谭震林阔别家乡已经27年，上次回乡是1930年，时任红十二军政委的他率领部队攻克攸县城，在此筹粮筹款，并帮助家乡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谭震林是攸县人民的骄傲和自豪！家乡党组织应该照顾好他的生活。因此攸县县委负责人将谭老及随行人员安排住在新盖好的县委招待所，另开一个小灶，指派专人服务。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如此规格的安排应该不算过份，但是谭震林知道后，马上把县委负责人叫去，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钦差大臣，怎么能作这样的安排？这样搞，势必会脱离群众。”第二天早饭后，谭老便领着随行人员一起搬进了县委机关大院，与机关干部同在一个大食堂就餐。这一次民主办社试点，谭震林整整在基层住了四十三天，为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深入基层如此长时间，谭震林是第一人。所以，当时国内各大媒体都争相作过报道。
1964年10月，谭震林率中央工作组来到湘潭县响水公社红星大队进行“社教”。此时他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为了工作方便，他化名林震，公开身份是湖南林学院教授。他身着粗布便衣，头戴黑色老年帽，脚穿布鞋袜，完全是个农村老头的模样。工作队腾出一间较好的房子给他住，但谭老坚持住在一间10平方左右的房子里，下级汇报工作只能坐在他床上。当时社教总团规定社教工作队员只能吃素不能吃荤，违者要受开除处分。谭震林对这一规定虽不赞同，但在规定未修改之前，他坚持与其他同志一道，每天3角6分钱的伙食标准，早餐是辣椒湿芋叶杆，中午是芋头糊，晚餐是萝卜拌辣椒。一连吃了十多天，谭老和其他同志都瘦了一圈。工作队长于心不忍，建议买点干鱼崽、豆豉给谭老下饭。谭老不让为他个人办生活，说：“你们吃什么，我也吃什么，要吃大家都吃。”有一天，食堂烧出的开水，一泡茶叶，就马上成了褐黑色。工作队长十分紧张，脸色都发青了，他一面要人马上将开水送到市医院去化验，一方面安排人从地委机关食堂取水和食品，以保证谭老的安全。几天以后，谭老知道了此事，他马上制止，说：“不要再到市里搞水搞饭了，你们不得死，我也不会死。”后来，医院化验结果出来了：水无毒。原来水变黑是新买的锅子用桐油发后未洗净所致。就这样，谭震林与工作队员们同饮一井水，同吃一锅饭菜，直到第二年五月回北京。
“应教育他们真正成为老革命的弟弟”
谭震林的家庭是个革命的家庭，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先后牺牲了五位亲人。他的二哥谭寿林参加国民革命军，1925年在平叛陈炯明叛军的战斗中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二叔谭瑞成。五弟谭回生因饥荒而出抚到茶陵潞水，他积极参加当地的工农运动，成为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马日事变后，惨遭敌人杀害。1930年，谭震林率红十二军攻克攸县城。红军撤离后，卷土重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以“共匪坐探”的罪名，捕杀了谭震林的父亲谭瑞开和大哥谭福元。全国革命胜利了，照顾一下幸存的家属，按理也不过分。但是谭震林为了维护党的形象，对自己亲属始终严格要求，从不特殊。
建国初期，谭震林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分别20多年的几个兄弟闻讯后，先后都主动与谭震林取得了联系。老四谭云，解放前被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干了10多年，1949年杭州解放随部起义，所以第一个见到三哥。在谈到今后工作时，谭云提出要到公安机关当干部。谭震林则根据弟弟的实际情况，说只能介绍去工厂当工人。两弟兄话不投机，谈崩了。此时谭震林严肃地说：“老弟，你要明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不再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你在旧军队搞了那么多年，难免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去工厂当个工人可以通过劳动改造旧思想。当干部肯定不行，当公安干部更不行！”谭云见自己的要求没有满足，怏怏不乐地离开省政府机关后，心怀侥幸来到军管会，以自己是谭主席弟弟的身份再次要求去公安机关，从而与军管会的同志大吵起来。闻讯后，谭震林气得桌子一拍，大吼一声：“你们给我把他关起来。”经过教育后，谭云最后还是按照三哥的安排去了工厂，一直工作到退休。
1949年冬天，弟弟谭乐春从攸县赶到杭州，一方面去看看自己分别多年的三哥，另一方面想在哥哥手中搞点钱，回家开个矿山。乐春把来意刚说完，便遭到谭震林的严厉训斥。事后，谭震林又苦口婆心地开导弟弟：“我是当浙江省人民的主席，不是我们谭家祠堂的主席，我要为广大人民得利益，不能只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兄弟。现在解放了，没有了压迫和剥削，只要你自己发狠劳动，暂时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乐春觉得三哥的话很在理，春节后，他告别兄嫂回到老家，照旧经营着一个小商店。公私合营后，他一直在县百货公司担任营业员。
家住农村的七弟谭德生，1950年初给谭震林去了一封信。谭震林及时回了信，他写道：“希望你和全家人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积极参加减租反霸斗争，为彻底铲除农村的封建势力而努力。”按照三哥的意思，德生积极参加土改斗争，很快入了党，以后先后担任了乡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几十年来，他一直把家安在农村，即使是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热的年头，他也没有向组织开过口。
三年困难时期，谭震林听说家乡有亲人伸手向政府要求照顾，他马上给攸县县委负责人写信强调：有人利用我的名义向你们要东西，批供应物资，这种行为是犯法的，你们必须立即制止！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有什么特殊需要，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制度执行，谁都无权违反国家制度批东西给任何人。这件事请你们向县委和县城各单位领导宣布，并把这一段话在黑板上公布，以便你们能主动地拒绝他们的要求。
1981年，他又一次要求攸县县委，要严格要求在家乡的亲属。对于在家乡的两个弟弟，“应教育他们真正地成为老革命的兄弟，而不是象旧社会那样水涨船高，哥哥是老革命，他们就要比别人特殊”。
“代我看看闽西的老百姓”
谭震林对自己、对亲属要求严格，但对人民群众却倾注了满腔热情，他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
1982年夏，谭震林的老部下、老战友俞炳辉专程进京看望病中的谭震林。一进病房，形容憔悴的老领导露出了欣喜的微笑。聊谈中，谭震林突然神情凝重地说：你是福建连城人吧，三年游击时期，我就是在那个地区坚持斗争啊。一直想去看看老区群众，可总也没去成。你回闽西的话，一定要去（龙）岩、连（城）、宁（化）那些我活动过的地方，代表我向老房东、接头户和老乡亲们问好！他接着又说：“斜背、新寨一带的群众还有个接头户，好象姓罗，天天把饭送到山子里，你一定代表我去看看他，不去，心里有愧啊。当年秋天，俞炳辉回到连城，讲了谭老的夙愿，县委立即组织了一次慰问老区群众的活动，俞丙辉代表谭震林老首长向当地群众问候。当在龙岩县万安找到了当年谭老的接头户罗进珠老人时，她丈夫因患肠粘连，已连开三次刀。老人接过慰问金时，激动得泪如雨下：谭政委啊，几十年了，你还记得我们哇！
呼和浩特铁路局退休工人柴雨春，已经连续数年专程自费来攸县谭震林陵墓祭奠。不仅如此，他还不顾劝阻，硬拿出1000元钱捐献给计划中的谭震林纪念馆。一位普通的铁路退休工人，与谭震林非亲非故，为何如此情深义重？笔者采访老柴时，老柴道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那是1973年，老柴在呼和浩特铁路局通讯处任技术员的妻子纪丽君，患急性肠胃炎住院治疗，不料一场医疗事故而撒手人寰，撇下老柴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从此解体。更令老柴痛心的是：妻子死亡的责任认定，小孩的抚恤问题，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均迟迟不能解决。找医院，医院不承认是医疗事故，找主管机关，主管机关之间互相推诿。无奈之下，老柴领着三个小孩踏上了漫漫的去京上访之路。1977年春天，谭震林夫妇正要外出，看见携儿带女，满脸憔悴的柴雨春，谭震林马上叫司机停车，主动询问柴雨春上访原因。当柴雨春将上访原因向谭老汇报后，谭震林安慰他说：“你的要求我知道，你回去安心工作，你要相信党组织，一定会解决你的问题。”转过身谭震林抚摸三个孩子的脸，鼓励老柴：“你要精心培养三个小孩，将来为国家建设出力！”老柴望着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谭震林夫妇，激动地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连连点头。事后谭震林亲自阅读了柴雨春的上访信，并作了批复，责成自治区和呼和浩特铁路局认真处理。在谭震林的亲自过问下，柴雨春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处理。尤其令人惊喜的是：1979年春节前夕，柴雨春竟收到了谭震林夫妇给孩子们的春节礼物。（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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