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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再到抗美援朝，全国牺牲的烈士是四千万啊！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我们家几个人也是死得其所啊”
谭震林是湖南攸县城关人，1902年4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矿山职员家庭，同胞兄弟7人，他排行老三。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因此兄弟们自幼就萌发了一股强烈的反抗精神。二哥谭寿林投奔广州的国民革命军，1925年在与叛军陈炯明部作战中英勇献身。同时牺牲的还有其叔父谭瑞成。
1926年上半年，谭震林经好友余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踏上了革命的道路，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县工农运动特派员。同一时期，早年因饥饿而出抚茶陵潞水的五弟谭回生也积极参加了农民协会，成了当地农民运动的骨干分子。“马日事变”后，谭回生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1930年9月，时任红十二军政委的谭震林率部攻占攸县城，在此筹粮筹款，同时帮助建立当地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和红色武装。不久，奉命撤离攸县，进军江西。卷土重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以“共匪坐探”的罪名，残忍地杀害了谭震林的父亲谭瑞开和大哥谭福元。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谭震林牺牲了5位亲人。
“要明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
建国初期，谭震林担任第一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和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分别20多年的几个弟弟闻讯后先后都与哥哥接上了头。老四谭云，解放前被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干了10多年，1949年杭州解放时他随部起义，所以第一个见到了兄长。在各自介绍了曲折的经历后，谭震林根据弟弟的实际情况介绍他到一家工厂当工人。弟弟不干，硬要缠着哥哥要去公安部门去当干部。谭震林严肃地说：“老弟，你要明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不再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了，你在旧军队搞了那么多年，难免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去工厂当个工人，通过劳动可以洗刷一下旧思想。当干部肯定不行，当公安干部更不行！”谭云见当官的要求没有答应，很不高兴地离开了省政府机关，回去以后又和军管会的同志大吵起来。军管会的领导向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拍案而起，命令：“你们回去把他关起来！”军管会遵照谭震林的指示，果真把谭云关押。释放后，仍按谭震林的意见把他安排在某厂当工人，一直到退休。
也是1949年冬，弟弟谭乐春专程从老家赶到杭州，一方面去看看近20年未见面的哥哥，另一方面想通过哥哥搞点本钱，开个矿，把家里搞富一点。没料想遭到谭震林的严厉训斥。事后，谭震林又和风细雨地耐心开导谭乐春：“我是当浙江省的主席，不是我们谭家祠堂的主席，我要为了广大人民谋利益，不能只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兄弟！现在解放了，没有压迫和剥削，只要你自己发狠劳动，暂时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谭乐春觉得老兄的一番话很有道理，春节后便告别兄长回到老家照旧经营着一个小商店。公私合营后，他一直在百货公司搞营业员。
家在农村的七弟谭德生，限于经费困难，没有去浙江，只是在1950年初给兄长去了一封信。谭震林及时回了信，他写道：“希望你和全家人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积极参加减租反霸斗争，为彻底铲除农村的封建而努力。“按照兄长的意思，谭德生在土改中成了积极分子，以后当上了乡党委书记。
“当农民很好，作田也是干革命嘛”
1956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的谭震林来到湖南。他托省委通知攸县县委派人同他七弟一块到长沙汇报农村工作。此时的谭德生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乡党支部书记。因为将近30年没见过面，所以谭德生在交谈中详详细细叙述了谭家的变迁，并告诉兄长，自己现在落户在农村，一家靠作田营生。谭震林马上接过话头说：“当农民很好，作田也是干革命嘛！要明白，我们中国是个农业大国，都不想当农民，都不愿作田怎么行！尤其是我们当干部的，要教育自己的子女带头在农村干革命，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
七弟谭德生认准了谭震林说的这个道理，几十年来，全家一直安在农村，即使是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热的年头，他也没有向组织上开过口。他生有3男2女，除了通过学校走上工作岗位的和一名退休顶班的外，老伴和长子的一家一直是农村户口。1976年谭德生退休回家，谭震林写信勉励他：“你已回到农村，这很好，希望你利用这个好的机会，很好的教育后代，教育农村年轻人，使他们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认识今日之甜来之不易，以最大的努力加快社会主义农村的建设步伐。”
“应教育他们真正成为老革命的兄弟”
三年困难时期，谭震林听说家乡有亲人伸手向政府要求照顾，他马上给攸县县委的领导人写信强调说：“有人利用我的名义向你们要东西，批供应物资，这种行为是犯法的，你们必须立即制止！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有什么特殊需要，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制度执行，谁都无权违反国家制度批东西给任何人。这件事请你们向县委和县城各单位领导宣布，并把这一段话在黑板上公布，以便你们能主动的拒绝他们的要求。”
1981年12月28日，他在给攸县县委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和葛慧敏都年岁高了，要到攸县来一次很难”，“我的两个弟弟（指在攸县的）应教育他们真正的成为老革命的兄弟，而不是旧社会那样水涨船高，哥哥是老革命，他们就样样比别人强。”
1982年谭震林80寿辰，谭德生特地赶往北京看望。当晚，兄弟俩在客厅长谈，德生发现哥和嫂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儿女又都不在身边，便主动提出，让自己刚刚高中毕业的孙女进京服侍。谭震林当时满口答应。谁知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谭德生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竟是老兄。谭震林郑重其事地说：“德生，我昨夜想了好久，昨天我们那个想法我看还是不行。我们即使要人服侍，应该由组织上安排，不能自己安排自己的亲人。别人不清楚，还认为我们是想把侄孙女通过这个渠道转城市户口呢。”望着谭震林离去的背影，谭德生心中充满了钦佩之情。
几十年了，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刘西瑞还始终记得一件往事。那是1959年的一天，谭西瑞忽然接到谭震林的电话，被告之：德生来了，很想到香山看看，最好你陪他去。原来两年前，刘西瑞到攸县农村搞调查研究，就住在谭德生家里，与德生成为私交不错的朋友。刘西瑞愉快地接受了谭震林交给的任务，但觉得很奇怪：谭老有专车，又有秘书、警卫人员，去香山容易得很，为什么找我，认真一想才恍然大悟。原来谭老不愿动用国家为他配备的人员和车辆，为亲属服务，因此才找自己帮忙。
“千万不要忘记勤俭过日子”
谭震林解放后曾7次回老家攸县，平时给兄弟和侄儿侄女的来信也不少于上百封。无论是谈话还是来信，他总是教育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勤俭过日子。七弟谭德生回忆说，解放后从第一次见面到1983年谭震林逝世，他们兄弟几个从不轻易向老兄伸手，谭震林也不为接待他们随便花钱。1957年上半年，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谭震林第一次回到攸县，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40多天时间里，没有宴请兄弟及家人，只是在返回北京的那天，通知家在农村的七弟谭德生全家，赶到他必须路过的皇图岭汽车站公路旁的柳树下一起照了一张照片，请大家吃了几个包子就告别了。他对弟媳妇和侄儿们说：“今天就委曲你们了，只吃这么几个包子，说内心话，不是伯伯我不肯花钱，因为这是我们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勤俭过日子。我们当中央干部的，和你们这些中央干部的亲人都要带这个头。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很快建设好的，到那时候，我再请你们吃好一点。”（邓湖生 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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