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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到蔡仪先生
一九六四年，我考取蔡仪先生的美学研究生。到文学研究所报到，是一天下午三点左右。人事处的高智民同志接通蔡仪先生电话，说了两句，回头对我说：“蔡仪同志刚从所里回到家，他说马上就过来，你稍等。”
大约二十分钟后，人事处门口出现了一位温和的长者，稍高的个儿，瘦瘦的，短头发，不分，穿一身旧的但洗得很干净的蓝色咔叽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黑色圆口布鞋，微笑着向我走来。高智民同志说：“这就是蔡仪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从蔡仪先生所住的建外宿舍到文学所，至少走二十分钟——那就是说，蔡仪先生放下电话马上就折回来。正像我迫不及待想见到导师那样，蔡仪先生也迫不及待想见到他的第一个研究生。
我亲眼看到的蔡仪先生与我想象中的蔡仪先生很不一样，与我看到过的一些教授、学者差别相当大。譬如，我们山东大学的陆侃如教授，给我们上课时穿一身咖啡色西服，皮鞋擦得亮亮的，风流倜傥。来山东大学讲学的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先生，头发梳得光光的，举手投足都显得那么有派头。而蔡仪先生呢，简直就像那个年代到处可见的机关干部。如果你到政府部门或党的机关办公室看一看，你会碰到无数蔡仪式的装束、打扮。那时的文学研究所，从何其芳所长到研究员，也都是类似蔡仪这身“行头”。
第一次见到时的蔡仪先生，不过五十八岁，腰板直直的，头发好像也还没有怎么白。说话带着湖南口音，语速稍慢，声音轻轻的，——不像后来见到的何其芳同志那样说话连珠炮似的，像是一口气要把所有话说完，也不像王燎荧同志那样粗声大嗓，豪气夺人。
那时因为大家都很“革命”、很“政治”、很“党性”，所以对像蔡仪这样的党内专家，都互称同志：蔡仪先生称我为“杜书瀛同志”或“书瀛同志”，我称他为“蔡仪同志”（文革以后称他为“蔡老”）；早我而来的跟唐弢先生读研究生的金子信，也称唐弢为“唐弢同志”，而唐弢称他为“金子信同志”。对何其芳、毛星、朱寨、王淑明这些延安来的或解放区来的专家，也都“同志”相称，从没有称过“先生”。你不要以为这是不守师道尊严，是对老师大不敬。不是的。那时的人们认为，只有“同志”两字才亲切、才亲近，如称“先生”，那就显得太“外道”，他会感到你心里不承认他是党员、是党内专家，你把他推出去了。“同志”二字，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荣誉”、一种“待遇”。如果称贯了“同志”而有一天忽然不称“同志”了，那可坏了，可能灾难降临了。只有对党外专家，如钱钟书、俞平伯、余冠英、王伯祥、孙楷第、吴世昌等等，才称“先生”。在当时，先生二字虽说是尊称，但也是一种疏远的称呼。“先生”是统战对象。如果对那些一直被称为“先生”的人，忽然称他“同志”，他会认为你是在看重他；如果是一位党的领导人称他为“同志”，他会“受宠若惊”，心中窃喜：“我终于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了，被认可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你感到奇怪吗？然而这就是那时的现实。
逍遥津公园的自述
一九六四年夏末，我随导师“蔡仪同志”到安徽寿县搞“四清”，先在省会合肥学习政策，熟悉情况。一个星期天下午，北京来的同志一起去逍遥津公园“放松”一下。丽日和风，青潭绿树，红花飞蝶，曲径通幽……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那么紧的年代，难得有这样的“逍遥”时光，虽短暂，却惬意。
我走在蔡仪先生旁边。他问了我家庭情况，知道我父亲牺牲在抗日战场，是位烈士，并且曾经是肖华同志在冀鲁边区工作时的部下，肃然起敬。这时我们两人的眼光有短时间的交流，我感受到投来的是一种抚爱。如此亲切，情同父子。
平时寡言少语的蔡仪先生，一时话却多起来：
“抗战时期，我在‘三厅’，后来又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也是搞抗日工作的。搞敌情分析，写《敌情研究》小册子，每年出十来册，每册七八万字；间或为报纸杂志写些敌情分析的文章。当时脑子里都是抗日，可以说全力以赴。”
然而，“三厅”怎么回事，“文化工作委员会”怎么回事，我不甚了了。蔡仪先生不得不讲解一番：
“‘三厅’就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那时国共合作，周恩来同志是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同志是三厅厅长，主要工作就是团结社会名流，组织群众，宣传抗日，奋力救亡。实际上三厅是我们共产党的一块阵地。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同志回延安，国民党承机排斥进步人士，并强迫他们加入国民党，凡不入者一律离开三厅；当然遭到进步人士拒绝。周恩来同志从延安回来，看到这情形，找到张治中，说你们不要这些人，我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张治中禀报蒋介石，蒋认为若这些人真到延安去，影响不好，对国民党不利，为了弥补，才说，不是不要，而是另成立一个机构——文化工作委员会，请他们做研究工作，仍然由郭沫若主持。我们将计就计，顺势挂起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牌子，继续从事抗日和进步文化活动……”
“您怎么到的‘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
“说来话长……”
于是，蔡仪先生讲述他的经历，在水光树影之间，边走边说。——后来，蔡仪先生说，他是第一次对人说这些事情。
“我的家乡在湖南攸县，祖上是读书人，我父亲是个小学校长……”现在我从蔡仪传记材料知道，蔡仪先生的曾祖诚斋、贞斋兄弟俩，还曾有过功名，其中贞斋是曾国藩的同窗好友，缔结过金兰之交。父亲上的是洋学堂——长沙明德师范学校，叔父读的是北京朝阳大学。
“我在长沙的长郡中学读了中学，（一九）二五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喜爱文学……”
为什么蔡仪先生喜欢起文学来？个中缘故，是他的日文班老师给了他重要影响。老师何人？周作人先生、张凤举先生是也。周、张等辈皆当时文学界活跃人物。
“那时年轻，写过小说，也写过诗，我的老师张凤举先生把我介绍到沉钟社去，所以同沉钟社的陈炜谟、冯至他们交往多一些。”
我忙问：
“什么小说？什么诗？”
蔡仪先生笑笑：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也就是那么一阵子，以后就不再写了。”当时蔡仪先生没有细说，四十年后我才查到那些小说和诗，等会儿单讲。
此刻我想说的是他同冯至先生的友谊。冯至先生后来回忆他一九二六年第一次见到蔡仪的印象：“我还记得我与陈炜谟到他宿舍去找他时的情形，他沉默寡言，待人十分诚恳，我们把已经出版的几期《沉钟》半月刊赠送给他。”（冯至《文坛边缘随笔》）蔡仪先生去日本留学时，也与《沉钟》同仁保持联系，而且在《沉钟》发表小说和诗。《沉钟》同仁也把每期刊物寄三十份给蔡仪先生，蔡仪先生送到东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图书馆代销，但每期只能销十二份，一份不多，一份不少。每次卖完，他都结帐，把钱寄回北平。冯、蔡两位老友，交往六十六年，直到离世。逢年过节或者生日良辰，总要互相拜望，而春秋两季互相探视则是例行的事。他们两位共同的好友杨晦先生去世后，有一次蔡仪先生十分感慨地谈起故友无多，弥足珍贵，一定要夫人陪他去看望冯至，他说，早年老朋友是没有多少了，一年总应该去看望冯至两次。一九三七年蔡仪先生从日本回国，路过上海时，冯至先生正在同济附中作教务长，蔡仪先生和杨晦先生一起去看望了他。解放后蔡仪先生和夏康农先生一同去看过冯至先生，还在他家吃了饭。以后蔡仪先生家搬到北大，他们两家过往更多，冯至先生算是最老的朋友了。蔡仪先生去世后开纪念会，冯至先生不顾老迈病弱，挣扎着一定要赶来会场，带着事先写好的发言稿，追述六十六年友情，盛赞蔡仪的道德文章。那天冯先生坐在我对面，我看到他讲话时很激动，说到动情处，声音有些颤抖。他说：“与蔡仪相知相敬六十六载，情深谊长，如同兄弟手足……，蔡仪后来专心研究美学和文艺理论，不以作家见称，但他所写的小说列入三十年代著名的小说选中，也毫无逊色。”
再回过头来继续说蔡仪先生当年在合肥逍遥津公园对我叙说他的经历：
“一九二九年，我去了日本。先到长崎，不久到东京，第二年（一九三零年）三月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哲学教育系，一读就是四年，这四年有三年作中国学生会负责人。其实我还是对文学感兴趣，高等师范毕业后，就又考取了九州帝大的日本文学系，在那里学习文学，直到三七年夏，学分修满，回国。”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后来我听说，那次帝大校方录取过程中，到处去寻找一个外国考生，因为他们事先得到信息，一个外国学生要报考，而外国考生是可以降低一些分数的；但蔡仪先生根本不是以外国学生身份，而是以日本学生身份参加考试并被录取的，考的成绩相当好。事后校方才在日本考生和被录取学生名单中，发现了中国考生蔡仪。
蔡仪先生当时对我谈了在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情况：
“三十年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出版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活动也很盛，有一个唯物论研究会，不但出版唯物论全书，还组织一些学术讨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我是它的会员。那时的唯物论著作和马克思主义书籍，有些是从苏联翻译的，有些是日本学者自己写的，写作者往往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不同观点的书我都读，对照比较，收获更大。三三年，日本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文献，包括论述现实主义和艺术典型问题的文章、书信。我觉得，模模糊糊的路，一下子照亮了。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
蔡仪先生当时谈的“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文献”，包括马克思《手稿》的部分内容，那时的名字叫做《【神圣家族】的预备著作》，只是没有特别指出。文革以后蔡仪先生几次说，三十年代在日本，他就接触到了马克思的《手稿》的有关内容，并对其中思想有所思考，只是同现在的某些学者观点仍然不同而已。
“一九三七年回国不久，抗战爆发，我先是在长沙、武汉从事抗敌宣传研究工作，协助吕振羽办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训练班，负责教务。三九年一月，去了三厅。后来，原三厅的文化人士又挂起了另一招牌：文化工作委员会。我在三厅主要是在冯乃超领导下研究敌情，负责撰写和编辑政治、文化方面的《敌情研究》小册子，工作量相当大，头两年大概就有一百五十多万字。抗日嘛，都卖力。”
“您是怎么想起要写《新艺术论》、《新美学》来的呢？”抗战那么紧张，怎么忽然搞起学术研究来？我不明白，这样问蔡仪先生。
蔡仪先生笑了：
“本来没想搞，是蒋介石‘要’我们搞、‘逼’我们搞、给我们‘创造机会’搞的。一九四一年发生了‘皖南事变’。形势突变，进步人士的政治宣传工作已经不能做了。怎么办？先做点学术研究工作吧。好，那我就研究老本行：文艺理论，还有美学。先写了《新艺术论》——为什么用这书名？我的原意就是‘新现实主义创作问题简论’。不过，我是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典型问题的思想等等，写的。郭老和冯乃超给了我很大支持和鼓励。郭老看了书的手稿，写了一封信给我，肯定它，并且将书的第一章在他创办的杂志《中原》第一期作为打头文章发表。郭老还介绍出版，他说，不必到左翼书店出版，就到商务印书馆去，影响会大些。后来，我又写了《新美学》。我认为旧美学矛盾百出，主要是不能正确理解美的本质或美的法则。我写《新艺术论》时就曾得出一个观点：艺术的美就是具体形象的真理，也就是艺术的典型。为此，我很兴奋。在《新美学》中，这个思想作为中心问题，得到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当然，这仅仅是个假说，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是对的。那个时候研究条件很差，主要是没有资料和参考书。我到处去借、去买，得不到。我还曾到当时也搬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方东美先生那里去借日文或英文的美学书籍，他说外文书还没有开箱呢，无法借。《新美学》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那已经是一九四七年的事了。
一九四五年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六年我到了上海，先是冯乃超安排我到新知书店做编辑，并在该店出版我所负责的《青年知识》杂志，沈钧儒、平心、杨晦等人都在上面发表文章。后来，我又在大厦大学当了两年历史社会学系教授，教世界通史，也教过古代西亚诸国史、古希腊史、欧洲文艺复兴史，还教过艺术社会学，发表过《从罕谟拉比法典看巴比伦的奴隶制度》等学术论文。一九四七年秋起，又兼任杭州艺专教授，讲艺术理论，每星期六去，下午讲课，次日回上海。
一九四八年秋，党组织叫我撤退。十月离沪赴香港，再转华北解放区，十二月到达石家庄，在华北大学二部国文系教授中国新文学史，这部书一九五二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并且翻译成了日文。”
八十年代蔡仪夫人乔象钟去日本访问，日本一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向她问起蔡仪。她奇怪，为什么不是文艺理论学者或美学家关心蔡仪，而是现代文学研究家关心蔡仪？原来是因为蔡仪先生的那本《中国新文学史讲话》被日本学者金子二郎译为日文，发行数万册——日本把蔡仪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他的影响比国内要大。而且我想起，文革前，越南青年学者阮进德来文学研究所进修现代文学，点名要蔡仪先生做导师，也是因为蔡仪先生那本《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我是蔡仪先生的研究生，所以当了蔡仪与阮进德的联系人。蔡仪先生从不张扬自己，从不说自我赞扬、更不说自我吹捧的话。但是，惟独对这本《中国新文学史讲话》表示满意。刚才说了，这书译为日文，发行数万册，越南也注意。在国外比在国内有名。蔡仪先生一九七二年对该书的自我评价是：“我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至今仍然自信比一切后来大部头的几种同类著作在发展线索上讲得清楚，虽然没有被人认为是学术著作，人们也不认为我搞过新文学史。”
接着说蔡仪先生当年的自述经历：
“五零年四月，华北大学迁北京，我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并兼研究部副主任，五二年又兼副教务长。五三年调文学研究所，至今。这期间，主要是写些文艺理论文章，论述现实主义问题，有一本《论现实主义问题》；也被迫写了些美学论辩文章，不情愿的，有一本《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六零年，组织上要我去主编《文学概论》教材，也是作为任务，还没有完成。”
追寻革命的血性汉子
一般人眼里，蔡仪先生是个学者，只知道读书，做学问，写文章，著书立说。为人安安稳稳，斯斯文文，静静谧谧，说话细声慢语，温良恭俭让。还有人误解蔡仪先生胆小怕事，树叶掉下来怕砸破头——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胆小如鼠的文弱书生而已。表面看来，似乎如此。但是，时间长了，深入了解，就会知道这个感觉太片面、太皮相了。
蔡仪先生是一个孜孜以求、矢志不改的革命者；一个文弱其表、刚烈其里，平时从不惹事、从不争名争利，但遇事沉着冷静，正气凛然，是个危急关头敢作敢为、朋友有难拔刀相助、路见不平高声疾呼的血性汉子。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蔡仪先生就不倦追寻革命。一九二六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血气方刚，风华正茂，被热火朝天的革命气氛所感染，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曾说，同宿舍的几个同学何允汉、文心金等等，都是团员，经常分头或一起到北大附近的工人夜校进行宣传，为他们讲课。问题不在形势好的时候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而在于一九二七年革命形势恶化，李大钊被捕，共青团组织停止活动，蔡仪先生的一些革命同志失踪的失踪，被捕的被捕，杀头的杀头……——这样的时候，
以前革命的人纷纷离开了，遁入书斋或销声匿迹。蔡仪先生不，北方不行，他去南方。他于一九二七年春带着团员介绍信，经天津，过上海，到武汉……寻找组织，寻找革命，这中间发生了许多故事。据蔡仪夫人说，一九二七年，蔡仪先生南下寻找革命路经上海，在街上看到一个叫化子模样的青年，腋下夹着一卷破席，忽然用英语向他问道：“你是从北京来的学生吗？”蔡仪先生回答：“是。”那人说，他是清华大学学生，流落于此，本要到江湾去找他的哥哥，身上没有一文钱，希望得到一点帮助。这个青年为了使蔡仪先生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还说，清华图书馆的地板是钢化玻璃的，还有游泳池……，蔡仪先生正好也去过清华，知道他所言不假，于是相信他确实是清华学生，就把他带到自己住的旅馆。在旅馆门口，那青年人迟迟不肯进去。蔡仪先生说，你是我的客人，没有关系，请到里面坐。蔡仪先生不仅让他在自己房间休憩，而且还让茶房买来一碗牛肉面请他吃。临走，问他需要多少钱？那青年人说，到江湾的路费，只要三元。蔡仪先生给了他五元。蔡仪先生后来说，那时北方学生到南方来寻找革命者很多，即使萍水相逢，也应竭诚相助。他坚信那位青年是为革命而来南方，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流落街头的。但最终没有接上组织关系，很失望，很苦闷，只好回乡教书。
一九二九年，蔡仪先生于苦闷、悲愤、无奈之下去了日本之后，他的“寻找组织、寻找革命之心不死”，据蔡仪夫人说，他还曾企图寻找日本共产党——也许今天的年轻人看了好笑：怎么追求党、追求革命，追求到日本去了？你不知道：“共产国际”嘛，那时的革命者心目中，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是一家。请看，这就是蔡仪。真是“革命之心，矢志难改”啊。但是，当时日本也处于革命低潮，共产党倍受打击，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到一九三三年小林多喜二因拒捕而被杀，共产党组织被摧垮。蔡仪先生虽没找到日本共产党，但他一直关注并参与日本马克思主义运动，成为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成员。
一九三七年蔡仪先生回国，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后，蔡仪先生取道天津南下。火车到天津，日本人要检查。日本兵非常野蛮：“站好！不许动！”蔡仪先生十分气愤。日本兵说的是日本话，蔡仪先生听得懂，但站台上几百名中国同胞听不懂，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按常理，在这样的时候，为躲避麻烦，尽量不要出头露面，混过去，走人。但蔡仪先生看不得日本人折磨自己的同胞，站出来，把日本人的话翻译出来，并大声为自己的同胞讲话。日本兵看到蔡仪先生竟敢在这种场合大声为同胞说话，还懂日语，于是先把他扣起来，审讯，推打，侮辱……。后来在他身上翻出九州帝大的学生证，才把他放了。
蔡仪先生很快马上投入抗日活动，而且不遗余力。在三厅，他是在一群共产党人周围参与抗日活动的。很快，大约是四十年代初，他就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一九四五年入党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而且没有预备期，直接成为正式党员，其兴奋，可想而知。他把加入中国共产党视为一生中最重大的事情。此后，蔡仪先生忠心耿耿跟党走。
解放后，大约是一九五四年，一向温和的蔡仪先生发了一次火，表现出他在原则问题面前的强硬，而且是同他最好的朋友杨晦。当时的教育部要蔡仪先生为“文学概论”擬一个提纲，作全国文科教材使用。提纲擬好了，教育部说要开会讨论，由蔡仪先生主持，就在他家楼下。参加会的，有教育部的代表，有北大的杨晦、钱学熙等先生。那时，正好是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来北大讲学，有一个“文艺学引论”提纲。毕达可夫何许人？不过是莫斯科大学的一位讲师，算不上什么权威，即使权威又如何？然而，蔡仪先生主持的这个讨论会进行到第三天，杨晦先生说，应以毕达可夫的提纲为准，要讨论，就讨论毕达可夫提纲。蔡仪先生很恼火：教育部要我擬的提纲，又由我主持讨论会，我擬的提纲自然应该参加讨论。蔡仪先生说：“何况我对毕达可夫提纲还有不同意见呢！”杨晦坚持：“当前学习苏联是党的政策。”于是两人争执起来，互不让步。虽然杨晦先生是蔡仪先生的老朋友、好朋友，而且年长蔡仪八岁，蔡仪一向敬重他，但这次，却是“寸土必争”。
六十年代，一次在露天的中山公园音乐堂看话剧《刘胡兰》。正当演到刘胡兰就义时，反派演员出了点儿小差错，观众中有人发出“吃吃”笑声，与剧中气氛、特别是与观众此时的心情极不协调。听到这笑声，平时不言不语的蔡仪先生愤怒了，而且他的愤怒像火山爆发，霍然站起，大声吼道：
向革命烈士学习！
向革命烈士致敬！
这吼声变成了口号声，在剧场回荡。接着，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起立致敬——向烈士，也向蔡仪。
乃“性情中人”也
蔡仪先生最初是学哲学的，后来又长期从事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研究，写大篇大篇抽象思维的文章，出大部大部逻辑严密的著作，成天同概念、判断、推理打交道，总喜欢从那些纷纷攘攘、变幻无穷的现象世界中提炼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来，所以给人的印象是“极富理性”而“缺少感情”。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一次《人民文学》编辑部开座谈会，一位专写散文和报告文学的老作家坐在我旁边，指着正发言的蔡仪先生悄悄对我说，我真想写写他，看他是怎么思维的——他脑子里叫理性概念填满了吧？感性、感情，经他的理性阳光一晒，蒸发没了。
这当然是错觉。看起来只会抽象思维、“用理性蒸发了感情”的蔡仪先生，乃“性情中人”也。接近蔡仪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和夫人乔象钟生有一子二女。唯一的儿子小豆，身染不治之症，小小年纪即瘫痪在床。蔡仪夫妇为给儿子治病，费尽心力和财力。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蔡仪先生背着儿子出入各大医院，甚至远至上海。一九六六年，夫人在江西“四清”，上级又要求蔡仪先生到门头沟下农村。他只得把三个孩子，其中包括瘫痪的小豆，托付给老保姆。那年他六十岁。行前，他去东单买来猪骨髓，为小豆配制了丸药；熬夜到十二点，把孩子们棉裤开了线缝的地方一一缝好。一九六八年隆冬，小豆在瘫痪了十几年之后去世，活了十八个年头。师母乔象钟送别爱子时在东郊火葬场那一声“我的心呀”的惨叫，多少年叫人颤抖。蔡仪先生的失子之痛，可想而知。但是，当时还作为“黑帮”分子受管制的他，六十二岁，就已经白发苍苍，早上到东郊火葬场领了儿子的骨灰，抱着骨灰盒，转了几次公共汽车，送到西郊八宝山骨灰堂。天很冷。社会也很冷。失去爱子的蔡仪先生，心差不多冷透了，冻僵了。然而，那时他没流一滴眼泪。他知道他必须坚强。再大的灾难他也要挺住。因为他还有夫人和两个女儿需要安慰、照料。人家还强迫他去接受审查。他抱着儿子的骨灰从古城的东郊颠簸到古城的西郊，吞咽着悲伤。中午回到家，充满抚慰地对夫人说：“不要难过了。这是最好的结束，没有痛苦，他舒舒服服地过了十八年。”那天下午，他又“上班”——接受管制去了。
最值得提及的，是他对纯真爱情的忠贞和对夫人乔象钟的一片深情。青年蔡仪写了许多情诗，发表在当年的《华北日报》副刊和《沉钟》上。而诗，最能见真性情。有一束诗叫《杜鹃草》，其中一首题为《是谁？》：
是谁播下这可怜的种子，
叫我来殷勤地守护不止？
这园地常吹着冷酷的北风，
终年地凝着凄冷的薄冰。
我每次拨开土壤去探查，
定看见里面寂寞的毒蛇，
阴郁的蜈蚣，悲哀的蚯蚓子，
冷白的眼光在四周窥伺。
它们是鬼怪一样地忽隐忽现，
驱逐吗？一天也要驱逐千遍！
疲倦了，厌恶了，这无聊的工作，
何时她才到呢？我等着等着。
她吹着一支玛瑙的红箫，
叫空气发酵酿成着春醪，
游遍了天涯，山隈里，海滨，
可从没有敲敲我心的园门。
“这园里，姑娘，曾播了种子，
只要你春光的眼睛一视，
仅仅的一视，它便可以发芽，
抽叶、成条，开着美丽的鲜花。”
我低低地在她身后细语，
不顾地她飘然向前走去。
疲倦了，厌恶了，一切是已经绝望；
只得让毒蛇蜈蚣去将他埋葬。
二十一年三月，蔡仪
一九八五年八月，蔡仪先生把这首诗重抄一遍，赠送夫人，记曰：
“这诗是一九三二年三月写的，即发表于当时的《沉钟》上。一九八五年八月，我抄下它送给我的爱妻象钟，我预言的吹箫人，在十多年之后，让春光的眼睛照着了这种子，使它发芽、抽叶、成条，开了丰硕美丽的鲜花，现正红艳艳地开着呢！”蔡仪先生所说的“现在”，他七十九岁、夫人六十四岁。这是七十九岁高龄的蔡仪先生对六十四岁的夫人又一次爱情表白，情感浓得化都化不开。这对老夫妻的“丰硕美丽”的爱情“鲜花”，永远是那么“红艳艳地开着”！青春常在，爱情常在，至死不逾。
我们的“纸条”导师
蔡仪先生对自己的学生也充满深厚情谊。他循循善诱，尽心尽力，而且有自己独特的指导方法。
大约是一九七八年底，蔡仪先生创办了一个刊物《美学论从》，点名叫我写一篇文章。他始终关心着我这个“开门弟子”，大概想实际考察一下我的能力，看是不是做学问的料。我花了三个月，用上了我自上大学接触文学问题以来所有的积蓄——也包括我第一次接触文艺理论著作，阅读蔡仪先生《现实主义艺术论》时的体会，翻阅、研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参考文献，写成《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三万六千言，战战兢兢送到蔡仪先生手中，心提到嗓子眼儿上。过了几天，蔡仪先生把我找去，说对文章很满意，但也有些意见，我的心才放下来。
我回头看蔡仪先生审阅过的稿子。本来五百字一页的稿纸，整整七十二页，已经够厚的了；现在又增加了许多厚度。因为蔡仪先生加了许多纸条进去，贴在我稿纸的边沿上。有时同一页纸，上下和两边贴的都有。有的纸条几句话，甚至少到几个字，如“这段写得不错，就应该这样分析”。有的纸条写得较长，数百字。我记得最长的一段差不多一页纸，主要是谈“审美”这个词的使用问题。蔡仪先生对我这篇文章的最大意见，是滥用“审美”这个概念。他说，美是客观的，美感是对美的认识，是主观的。美就是美，美感就是美感。客观就是客观，主观就是主观，这两个东西不能混淆。“审美”这个词，就把客观和主观混在一起了，煮成一锅粥，怎能说得清楚？他就这个问题反复作了阐释，也讲了哲学上的主客概念和关系问题。就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具体问题而言，我虽然并不完全同意蔡仪先生的意见，但是我很为他的谆谆教诲和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
我算了一下，蔡仪先生贴在那篇稿子上的纸条，总计有三千多字。
蔡仪先生习惯于用贴纸条的方法指导自己的学生写作。对我的师弟们，也多如此。
我猜想，贴纸条，表现了蔡仪先生的为人行事的作风和态度。一是，蔡仪先生为人谦和，不愿在别人（即使是学生）稿子上乱划，也不愿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贴纸条，不损伤原稿，不同意，可以揭去；蔡仪先生自己发现哪条不合适，也可以撕掉重写、重贴。二是，一篇长稿子，洋洋万言甚至数万言，阅读过程中就有许多想法，需随时把意见写下来，用纸条很方便。三是，蔡仪先生爱整洁。他要随时保持纸面干净。用笔（无论钢笔、铅笔、毛笔）涂划，总不干净。顺便说说，蔡仪先生之整洁，我深有印象。一次在所里开会，热了，脱掉外面的中山服只穿衬衣。脱下来的那件蓝色中山服，旧了，但很干净。一般人衣服脱下，随便一扔，得了。但蔡仪先生不。他把它在椅子上细心叠好，齐齐整整，放在一旁，好像刚从洗衣店取回来一样。
话再说回来。对我的第二篇长文章——关于李渔美学思想的，后来扩展为一本书《论李渔的戏剧美学》，蔡仪先生的意见除了少量写在稿纸上之外，也是大量用贴纸条的方法指导的。在我的《论李渔的戏剧美学》的后记中，曾记述了当时我还称为“蔡仪同志”的蔡仪先生指导我的情况：“……他（蔡仪先生）看后对每一段都提了具体意见，有的写在稿纸上，有的写在纸条上而后又贴在稿纸上，最后，还用了三张纸写了总的意见，从文章的整体结构到一些具体问题，以商量的口气提出他的看法，简直像一个母亲教孩子学步那样。而过了两天，蔡仪同志又托人带了一封短信给我，说是还有点想法忘了谈，即认为：本来我的文章写得还生动，而这一次，却显得拘谨些，各部分的写法也显得雷同，希望我不必缩手缩脚，要放开来写。”
当然，这位“纸条”导师绝不限于写纸条。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全面的，从做人到做学问。譬如，他要学生一定要认真读书，读原著，读经典，读马克思主义，读中外名著。一九六五年底，我从安徽寿县四清和劳动锻炼回来，一见蔡仪先生，他马上就塞给我一个长长的书单，——这是我做研究生首先必须完成的阅读任务。我按照蔡仪先生开的书单认认真真读了半年，可惜没有读完，因文革爆发而被打断。再譬如，拿引文这件事来说，他一再强调，引用别人的话一定要注明详细出处，而且一定要引全，不能引半句话之后就批评人家如何如何。引用经典著作尤其如此。他说，这是做学问的起码规矩，也是起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
少见的工作狂人
蔡仪先生是一个工作起来不要命、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用的“工作狂人”，这劲头儿，同何其芳同志有点儿相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初几年，我参加蔡仪先生主编的《美学原理提纲》以及后来的《美学原理》的写作，并且围绕这项工作开了几次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一个共同感觉：凡是蔡仪先生主持的学术研讨会，
“劳动强度”太大，常常让你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一天会下来，年轻人都觉得很疲劳，晚饭后出去散散步，晚上的时间各房间串串，谈天说地，有的还唱唱跳跳，放松放松。但是，几次会上，晚上青年人休息的时候，人们每每看到只有一个房间里有人工作，那就是蔡仪先生。一九八四年在北京西郊召开研讨会时，有一天晚上快十点半了，外地来参加会的一位同志非要找蔡仪先生，我犹豫了一下——蔡仪先生休息了吧？但看到这位同志那么殷切，还是领他去了。当我轻轻推开蔡仪先生房门时，见房间暗暗的，只有桌上的台灯亮着。蔡仪先生独自坐在写字台前的台灯下面，伏案阅读，并写着什么。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七十八岁高龄了。这个形象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蔡仪先生大约一生一直是这样工作的。《新艺术论》和《新美学》是在重庆那个有名的“火城”写的。他自述道：“重庆是中国的三大火城之一，到了夏天，闷热得难过，汗水不断地往下淌。就是这样，我也一样地坚持写作，桌上放一块湿毛巾，汗流下来，擦了继续再写。”
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他曾经身兼数职：先是编辑《青年知识》，后又做大夏大学教授并兼杭州艺专教授——不是教他熟悉的文学，也不是教他熟悉的美学，而是教世界通史，也教古代西亚诸国史、古希腊史、欧洲文艺复兴史，还教艺术社会学。他是个办事叫真的人，可以想见他备课任务之繁重。这期间他发表了两篇历史学的学术论文，一是《从罕谟拉比法典看巴比伦的奴隶制度》，一是《苏末人原始国家的建立》（均见于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的大夏大学校刊《历史社会季刊》）。十万余言的《艺术社会学》讲稿大约也是做杭州艺专教授时所作（过去未刊，蔡仪先生过世后收入《蔡仪文集》第二卷）。这些论著至今仍有学术价值。这是他辛勤劳作和认真耕耘的实绩和证据。而且他每周还要奔波上海与杭州之间，周六从上海乘车到杭州艺专上课，讲完课，第二天赶回上海。这是蔡仪先生四十岁左右的事情。
三十年多之后，到了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经过了文革，他更感到时不我待，争分夺秒，日夜兼程，加紧工作。然而，这时他已经越过古稀，进入耄耋之年。
一九七九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这些天来我工作的时间特别长，早晨约一个钟头，上午约三个半，下午约四个钟头，晚上一般有两个钟头，总计除生活杂事不计外，正式工作时间大约十一个钟头……”
接着，他雄心勃勃，订出八十年代计划：
“现在要进入新的一年，要进入一个新的年代，我希望在这个八十年代做出我生平的较大学术成绩，特别是在这一年做出主要的成绩。一定要写出《新美学》（改写本）三册。第一册美学叙论和美论篇，今年交稿。第二册美感论，一九八三年中期交稿，第三册艺术概论，一九八五年交稿。
其次，写出李白年谱兼诗文系年一册，一九八六年完稿；李白传，一九八八年完稿，两书一九八九年交稿。
在三册美学之间，是否写一册哲学问题的书？未定。在两册李白的书之间，是否写一册史学问题的书？未定。在后几年间，是否写一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书？未定。这样的书每册约占一年时间。原计划要顺延，后计划的三册要三年余，按计划要到一九九一年间才可能完成。估计我的生命，我的健康，是不会允许的。还是以赶写出前两种为是。
呜呼，年命有时而尽，学业并无穷期，在乎发挥最大的努力，取得最好的效果。”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蔡仪先生工作起来全神贯注，有时甚至忘掉一切。文革前，我就曾听文学研究所学术办公室的一位同志（马靖云或者是康大姐，记不清了）讲过一个笑话：蔡仪先生在高级党校编写《文学概论》教材，忙得没白天没黑夜，晕头转向，有一次要给家里打个电话，拿着电话筒，竟忘记了对方的号码和名字。他对旁边的同志说，她叫什么来？她叫什么来？急得什么似的。旁边的同志莫名其妙，猜不出那个“她”是谁。后来他说，给家里打电话。这位同志提醒：乔象钟吧？他笑了：正是。
然而，蔡仪先生也不是不会休息。每过一段时间，尽量领家人去一次公园，每年秋游一次，每天天不亮就到日坛公园锻炼身体，窗下花房，也经常有他的身影……。还有，他有时也开玩笑——不过极少。一次聚会，都是名人。席间，蔡仪先生出了一个谜语，谜面是“杂种”，打在座的一个人名。谁也没猜出来。最后还是蔡仪先生自己道破：“就是这位阳翰笙（洋汉生）嘛。”众人哄堂大笑。他开的最大、也最轰动的一个玩笑是在干校。那时他是“伙夫”——和梁共民同志（现今居住在印尼）一起负责全所干部、家属吃饭的大灶，后来又专烧开水。临村的一个小孩叫狗蛋，经常到茶炉房来玩，脑后拖着一条小辫子。那天只蔡仪先生一人。狗蛋来了。
“狗蛋，把你的辫子剪掉好不好？”
“不中，奶奶说，那是俺的命根子。”
“剪了，我给你小瓶。”
“那也不中。”但狗蛋看了小瓶，很喜欢，已经有些动摇。
“剪了，两个小瓶全给你。”
狗蛋终于经不住小瓶的诱惑，咔嚓，“命根子”被剪掉了。然而，剪掉命根子，这还了得！不久就惹来大祸：狗蛋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街坊邻居……一群人浩浩荡荡兴师问罪，找“北京人”算帐。“北京人”得到消息，预先把蔡仪先生藏起来，由领导出面谢罪，赔礼道歉，百般安抚，好话说尽，总算躲过一劫。大田干活的人听说此事，笑得前仰后合，但没有人猜得到是出之于蔡仪先生的手笔。
小说家蔡仪
前面讲到，蔡仪先生一九二五年考取北大，深受日语班老师周作人和张凤举等文学名人影响。蔡仪先是对作古诗有兴趣；很快，接触到鲁迅小说，被深深吸引，而且“受到极大震动”。于是下功夫写新小说、新诗。
一九二六年暑假，蔡仪没有回家也没有住校，而是在宿舍门口贴了张纸条“有事出京”，就到南河沿附近一条横街租了一间民房，闷头写小说去了。身边带了《呐喊》、《彷徨》。
先是写了这样两篇：《夜渔》、《可怜的哥哥》。张凤举老师看了说好，介绍给《沉钟》，从此开始了与冯至先生六十多年的交谊。《夜渔》发表于一九二六年的《沉钟》，《可怜的哥哥》发表于《莽原》第二十期。均署名“南冠”。前者写主人家的孩子寿生同他的好朋友长工且子之间天真、友爱的故事，充满童趣和真情，使人想起鲁迅的《故乡》。小说中有蔡仪自己的影子。后者写对被抓来当兵的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木头菩萨”的深深同情，渗透着人道主义情怀。
一九二九年赴日之前，蔡仪先生写了小说《先知》。据蔡夫人回忆，蔡仪曾说，他的这篇小说是在攸县受辱之后，自己感到不被人理解而写的，后来到日本修改，寄回国，发表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第二号上（一九三一年），署名蔡仪。蔡仪久仰鲁迅先生，一九三六年夏回国度假路经上海，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并寄去《先知》，希望能见到先生。鲁迅先生写了回信（见《鲁迅日记》下卷1016页），说他近日身体有病，几乎不能见任何人。蔡仪十分遗憾，五十年后还愧疚“我请见先生的时间太晚了”。
《先知》是蔡仪小说的代表作，写楚人卞和屡献宝玉，反被刖足，郁愤而死的故事。小说是从卞和第二次刖足写起的，“卞和拖着他血淋淋的右脚和刀痕斑剥的左脚，怀着那块‘假充宝玉的石头’”爬回家去，一路上受尽冷嘲热讽，甚至家人也不理解，但他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他的生活是以这石头为中心——也可以说他正是为这石头而生活，而有这石头他才能生活的；说得恰当一点，他就是这石头，石头就是他了”，“他望着眼前闪耀的希望之光，过了四十多个年头”，最终抱着那块被认为“假充宝玉的石头”冤死荆山，孤愤终身。只是在他死后，那“石头”才被承认是宝玉。我是在这小说问世五十多年之后才看到的，今天读之，仍然深受触动。它被选入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小说选》。编者说：《先知》“是一篇孤愤之作，小说通过一个先知者遭受残害以至毁灭的悲剧，愤怒地控诉揭露了统治者的愚昧残暴，歌颂了先行者的坚持真理不惜牺牲的高贵品质。”好像小说的内涵不止这些，有时感到用理性语言很难说清。
另一篇小说《重阳节》，《华北日报》副刊一九三一年四月三日、四日连载，署名蔡南冠。这篇小说可称道之处，在于其情节构思之奇特。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清乡队天天杀人，一个姓胡的“教练”，杀人成性，被视为“英雄”，他传授杀人技巧，如何“一下断骨而留皮”。这天他外出，手下人又逮来一胡姓之人，只因他系了一条红腰带，被争相砍死。胡教练回来，听说杀了人很高兴。等仔细一问被杀者情况，脸色大变：原来是他弟弟。
还有一篇小说《绿翘之死》，发表于一九三三年的《沉钟》，署名蔡仪。写唐代女诗人鱼玄机挞杀婢女绿翘的故事。史载，鱼玄机在诗集中留下不少情场失意、悲惋自悼的诗歌，大胆坦率、激情烂漫。然而，她追求爱情，一再失败，她的热切期望一再落空。小说写她由失意、猜疑、嫉恨、憎恶以致发展为杀害一个婢女。蔡仪企图用现代心理学阐释鱼玄机，创造了一个多才但狡黠的形象。
在日本写的小说《旅人芭蕉》，大约也是发表于一九三三年的《沉钟》，署名蔡南冠。写十七世纪日本大诗人松尾芭蕉在行吟生活中与“妄念”作斗争的故事。芭蕉原想通过旅途行吟作为断绝现世妄念的手段，“俳谐之外，不谈别的话”。忽然，从草堆中钻出两个小孩，前头那七八岁的女孩子似曾相识，“原来这女孩儿正像她呢！”小说写道：“他的衰老了的血液忽然由温热而沸腾似的在全身奔窜……他平时努力而又努力地压抑着的所谓有碍俳谐修业的妄念，正是冬眠醒后的蛰虫样在这时蠕蠕地动起来了。”但最后终于平息了，“不安反而淡了，他老了。”这段心理描写十分出色，即使拿到今天，仍然非常光彩。而且，它的风景描写，诗一般美。杨义在《他在东京琢玉》一文中论曰：小说把握着一个微妙的心理学的也是诗学的契机，剔出一个真诚的老诗人从窥探自然界的玄妙到反观内心中失落的半分自我的心理波折，并把它消融在日本旷野的美妙风光之中，于情景交融处，颇浸染着一点印象派画的明丽、苍凉和空朦了。
此外，还有一篇《混合物的写生》，见于一九三四年第三十三期《沉钟》，署名蔡南冠。这是蔡仪先生根据自己一九二七年在武昌一个同学家见闻写成。该同学父母是乡绅，被农会逼迫；该同学妹妹却是农会妇女会长。不同身份、不同倾向的人天天坐在一起，讨论时局，形成一个“混合物”。
有一次，蔡仪先生同夫人谈到苏曼殊，因为有人将他同曼殊比较。蔡仪先生说：“像曼殊那样的心情我是没有的，我的小说《先知》、《旅人芭蕉》，都老老实实依照事实描写……，我也想过，浪漫主义一点吧！写了《绿翘之死》，从鱼玄机的角度设想绿翘如何如何，甚至大胆写了一点色情，终于还是写不下去，……后来又想自然主义地如实描写，又写了一个《混合物的写生》。结果是不成功。只能老老实实一笔一划地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忽然发现了文学蔡仪——小说家蔡仪。这真是现代中国文坛一件值得说道的事情。
但是，在中国现代和当代叫得最响的还是那个进行抽象思维的学者蔡仪，理论家蔡仪，美学家蔡仪。
美学家蔡仪
蔡仪先生的理论活动、理论著作，根本上说是美学活动、美学著作。除了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写了少量的史学论文，五十年代初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之外，他的所有理论著作，都可以说是美学著作。他的第一本专著，四十年代初写的《新艺术论》，是艺术哲学，按今天的说法，是“文艺美学”。它是从哲学和美学角度谈艺术问题的，而且最后归结到艺术的美是什么的问题。蔡仪先生在解放后五十年代写现实主义问题论文和其他论文，以及《文学知识》；六十年代主编《文学概论》等等，都可以归结到“文艺美学”这个大范畴里面去。
蔡仪的文艺美学思想，用一句话概括：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石，阐述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或认识，而其特性，则是形象的反映或认识；
艺术的最高成就，则在于真实地反映现实，要达到现象的真实和本质的真实，个别性的真实和普遍性的真实，要用个别性反映普遍性，也即创造艺术典型。这个思想几十年一以贯之，从未动摇过也未改变过。如果有些许变化，那也万变不离其宗。在蔡仪看来，真实性、典型性，至高无上。直到一九七八年同他女婿汤龙发谈《红楼梦》研究时，还说了这样一段话：“二十多年来把《红楼梦》吹得神乎其神，不免讨厌。……解放以来，论《红楼梦》的当不下千篇，有哪一篇真能从它反映历史的真实到如何程度这点来立论的？只想把几个空洞的概念去硬套，那是毫无意义的，如说什么‘写了阶级斗争’啦，写了盛衰啦，试问亿万卷的史书，政论文或时论文，不都写阶级斗争吗？难道《红楼梦》因此就是好得不得了吗？”另，一九八七年底博士生吴予敏送给他一册印有郎世宁画幅的挂历，曾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喜欢郎世宁的画，他画的花、鸟都比现实的花鸟美。我不喜欢中国的写意画。”为什么喜欢郎世宁而不喜欢中国写意画？这与蔡仪先生的文艺美学主张有关。郎世宁的画，如事物本身那个样子反映事物，甚至比原物还美；而中国写意画，则往往变了形。不管这个看法你同意不同意，但这是蔡仪先生的主张，也可以说是蔡仪美学的特点。
蔡仪看起来十分完整、十分庞大的文艺美学体系，就是以此为骨架建筑起来的。请看《新艺术论》的章节内容：第一章“序说”，谈艺术与现实、艺术与科学、艺术与技术、艺术的特性，中心是概说艺术认识现实和如何特殊地认识现实。第二章专讲“艺术的认识”，先是一般讲认识是现实的反映（哲学认识论）；其次讲艺术是认识之一种；再次讲艺术认识到特殊性。第三章“艺术的表现”，讲认识之后要表现出来，而艺术表现则是艺术认识的摹写和传达；并且谈了艺术表现代技巧。第四章讲艺术相关诸属性：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以及个性、阶级性、时代性、永久性等等。仍然是围绕唯物论艺术认识、艺术反映来谈的。第五章“典型”，谈“现实的典型与艺术的典型”，“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正的典型与负的典型”。第六章“描写”，专讲艺术表现的。第七章“现实主义”，给于现实主义全面解说，与苏联学者不同：现实主义不只从文艺复兴时起，而是有“古代现实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后，第八章“艺术的美与艺术评价”，与“新美学”接上了。
这个体系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成就。要知道，它写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出版于一九四二年末。不信，你翻翻前前后后的同类著作，比较比较看看。
与蔡仪自己的著作比较，历史地看，它的价值远远高于《文学概论》。
这部书在当时反响很好。王琦回忆说：“蔡仪对郭老十分敬重，以师事之。一九四二年秋，他的《新艺术论》脱稿后，曾送郭老审阅，郭老看后大为赞赏，在一次文委会全体同志参加的周会上，郭老说，我们这里有一位埋头苦干的同志，默默地写出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新艺术论》，这位同志就是蔡仪。……郭老还推荐《新艺术论》，希望大家读一读。”（王琦：《蔡仪同志二三事》）
蔡仪先生解放后的文艺美学论文，如论现实主义问题、典型人物问题等等，还有主编的《文学概论》，大都贯彻了《新艺术论》中的思想。思维更缜密了，更纯熟了，有时加进更多意识形态内容和政治性内容。别的，变化不大。
四十年代的《新美学》，标志着蔡仪一般美学研究的开始。《新美学》的具体内容，大家都很熟悉，不用多讲。他的美学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美在典型说”。他认为，美的东西即典型的东西，美的本质即事物的典型性：“总之美的事物就是典型的事物，就是种类的普遍性、必然性的显现者。在典型的事物中更显著地表现着客观现实的本质、真理，因此我们说美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真理的一种形态，对原理原则那样抽象的东西来说，它是具体的”；也就是说，美应该与自然界以及社会事物个别性和普遍性相联系，而且涉及个别与种类的关系。“典型的种类中的典型的个别，是高级的典型的事物，最高级的美的事物。”也许还应该特别注意蔡仪先生《新美学》中关于美的种类和美感种类的独特提法。关于美的分类，他认为有两种方法：一是依事物之构成状态，可分为单纯现象的美（简称单象美）、完整个体的美（简称个体美）和个体综合的美（简称综合美），相应的，艺术种类也有单象美的艺术、个体美的艺术和综合美的艺术——虽然蔡老后来作自我反思时观点有所改变，但这提法在当时却令人耳目一新。二是依事物的产生条件可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关于美感种类，蔡仪先生分为“雄伟的美感和秀婉的美感”，“悲剧的美感和笑剧的美感”。这里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雄伟”（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谓“崇高”）和“秀婉”（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谓“优美”）不是美的种类，而是美感的种类。即它们不是客观范畴，而是主观范畴。而且蔡仪先生还强调现实美和艺术美所引起的美感差异：现实美多引起秀婉的美感，而艺术美则多引起雄伟的美感。该书出版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央日报》第八版《书林平话》第三十期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至今不知作者何许人。论者评道：“这书有它的新体系，无论这用新的方法所阐发出来的路线是正确抑疵谬，但至少对于旧美学的若干矛盾问题是解决了，故而这一册书是从破坏入手的。破坏了旧的美学系统，于是采建立新的系统，而处处可以发现在破坏的一方面优于建设的一方面，这是任何新科学的必然途径、必然性质。……综观全书，很多精彩的新见，尤其是批判方面确能使徘徊于旧美学圈子内的读者看到些曙光。可是作者也有他的幼稚、未成熟甚至于仍带有观念论的色彩处，如关于事物的典型性，作者还不能充分地从客观的根据去剖析，又如关于美感的种类整章，不过略为修正一些旧的解释等，未能使读者满意。然而对于美学的论说，这书已进步得多。并且借此还可以看出美学此后大概都发展的路向。”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而迄今为止对《新美学》作出客观而公允评价的，是吴予敏。他在《美学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2001）一书中指出《新美学》的四个特点：一是它始终奉行战斗的唯物主义立场；二是它作为独立的学者个人著述，不是出于某种指令而始终坚持讲自己的话，因此其个人立场和风格很鲜明；三是它以恩格斯和列宁所阐述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反映论）为哲学基础；四是崇尚客观真理，崇尚理性主义，而且其理路更接近西方的罗各斯中心主义传统，而与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天人合一传统不相吻合。
五十年代，蔡仪先生有《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申说自己的观点，文章写得勃勃然有生气。。
七、八十年代有《新美学》改写本。并且主编了《美学原理》。《新美学》改写本，蔡老自己非常重视。历时近二十年。第一编“叙伦”，增加了美学史回顾和批评性、论辩性文字。第二编“现实美论”，反复地、深入地阐发他的唯物主义美论。第三编“美感论的哲学基础”——为了说明美感是美的反映、认识这个唯物主义原理，蔡仪先生特别增加了“哲学基础”部分的分量。第四编“美感论”。蔡仪先生关于美感的论述是有自己的鲜明特点的，而且较之其他美学派别，花的气力要大些，也深入些。第五编“艺术总论”。
《新美学》改写本可谓煌煌巨著，是其晚年著作，是对一生美学思想的修订、总结、“定稿”。在《新美学》改写本中，其一贯的美学思想观点更加精致化了，更加深化了；表述得更充分、更纯熟了；某些思想也有进展。然从另一角度说，其美学思想、美学体系却没有根本上的实质性的发展，而且又加进去一些意识形态的批判内容——依学生看，意识形态色彩本应淡化才好，愈淡化愈好。
有一点也许应该注意到：再，蔡仪很不喜欢“审美”这个词。他几乎不用，也不喜欢他的学生用，上面已谈到。他认为，这是他的唯物主义原则。
蔡仪先生的美学，是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坚如磐石，雷打不动，一以贯之，几十年如一日，坚守阵地。像蔡仪先生具有如此坚忍不拔的学术立场者，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没有第二人。
我想起蔡仪先生在他的小说《先知》中所创造的卞和。那是个殉道者形象，为他所认定的真理殉道。
蔡仪先生就是一个美学殉道者，为他一生苦苦追求和维护、并献出他整个生命的唯物主义美学殉道。
我认为蔡仪先生的美学贡献是巨大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美学革新者——当时他是中国最激进、最先进的美学家；
中国美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建者；
中国现代美学的系统、完整体系的第一位构想者和实施者。
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永远镌刻着蔡仪先生的名字。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上的讲演）
作者：杜书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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